
更值得深思的是「熬夜內卷」背後的結構性矛盾。
當醫療體系將夜班頻率與職稱評定捆綁,當互聯網企業用「大小周」制度變相延長工時,當教培機構鼓吹「凌晨四點的備課室」,個體其實早已喪失對時間的支配權。
就像鄭溪溪在日記里寫的:「每個夜班都在透支未來,但停下的瞬間就會被踢出賽道。
」
重建生命秩序的微光在哀悼鄭溪溪的萬人留言牆中,有位麻醉科醫生的自述引發共鳴:「去年搶救過28歲的同行,他猝死前剛完成32台連台手術。
現在我的白大褂口袋裡永遠放著硝酸甘油。
」這種黑色幽默式的自救,恰恰暴露系統性防護的缺失。
對比德國醫療體系強制執行的「11小時連續休息制度」,我國《勞動法》第41條關於「每月加班不得超過36小時」的規定,在實踐層面形同虛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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